宋代邮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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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邮驿制度以军卒代民役,按行驶速度设置了金牌、银牌和铜牌,至清雍正年间增设了“急递铺”,也就是现代的“快递”。宋朝为了确保邮驿的传递速度,在机构设置方面“均地理”(按照地理条件);在时限方面要求“谨时刻”;在布局方面要“亭传相望”;在监督检查方面“分置巡辖”,制度相对较为完善。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国邮驿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宋和北方的辽,有频繁的来往。宋使入辽,从现在的河北雄县白沟(宋为雄州白沟驿)至新城县,再往涿州、良乡到达燕京(今北京),又经过驿路上的金沟馆、新馆、如来馆、铁浆馆、通天馆到辽朝的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最后抵达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驿馆林立,驿务十分繁忙。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作为宋使出使辽国,经白沟在燕京暂宿,他写下了有名的《渡桑干》一诗,中有:“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旗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这首诗,把宋辽间驿途来往之频繁,宋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白沟驿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当时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青泥驿(今甘肃徽县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开了一条白水驿路。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起了从河池驿(今徽县)至长举驿(今陕西略阳白水江)的驿道,然后进入四川。驿途中共有阁道2309间,邮亭设施389间。因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奖(《金石萃编·白水路记》)。宋政府在今甘肃境内修筑了许多驿路桥梁,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在今临夏境内),都是北宋时候建起的。这两座浮桥,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间的驿运。

  宋朝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还发展水驿和驼驿等多种模式的邮驿设施。在甘肃敦煌一带大力发展沙漠驿路的驼驿和驴驿,至今敦煌壁画中还留有一幅《宋代驼运》的形象图。宋太宗时,有湖北江陵至广西桂林间设若干水递铺,利用两湖和广西沿江的数千户渔民樵夫做“水递铺夫”。湘江沿岸巨潭险石之处,也有同陆驿相同的驿路相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宋朝时候,我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的邮驿也趋向军事化,各种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首先,管理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由兵部来掌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等。同时管理邮驿的还有枢密院,它的管理范围是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等等。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这种处置办法和宋朝对军队将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范的意义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办法,把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这一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宋朝时候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内容视为头等大事。

  两宋时,邮件文书的递送,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应麟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王应麟《玉海》),仅仅作为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兵,这是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的。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宋史·太祖纪》),其后遂为定制。当时人王栐[yǒng永]曾就此措施评论说:“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宋太祖“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他们有较好的待遇,从此减轻了百姓负担(《燕翼诒谋录》)。开始时这一改革,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铺兵“昼夜往来,备极劳苦”(《嘉定赤城志》)。按规定他们虽有国家按月拨给的粮饷,但是禁不住官吏们的层层克扣,常常使他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递铺夫,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常常“衣食不给”,又因水运艰难,而程限则常常与陆运相同,或遇风涛阴雨,误了限期,“率被笞捶”。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宋朝的史书上,有不少铺兵逃亡、造反的记载。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恶毒的一手,强迫在他们肉体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简直把他们和囚犯同等看待。这样做,更加引起铺兵的反抗。

  南宋时候,在东南沿海和北边的沿防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斥堠”。这也是一种使邮驿通信军事化的措施。所谓“斥堠”,原来指边境上的哨兵,驻地常常选择在高地,便于瞭望观察。此时把瞭望、侦察和通信传递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斥堠铺”。这种传信机构,以传递军事紧急文书为主,为军事活动服务。后来,宋政府又置“摆铺”,仍由铺兵担任通信业务,和斥堠铺互为补充。

  宋代的馆驿,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国家一级的有高级迎宾馆,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宾馆,其中专门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荆馆”和“都亭驿”,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的叫“来远驿”,接待更远的今新疆地区和中亚来宾的叫“怀远驿”。这些高级宾馆,设备豪华,有时在此举行国宴,宴请各国使臣和朝内大臣。

  地方一级的政府招待所也很华美。从外表看来好似壮观的大庙,又像是颇有派头的官府,也好像有钱人家的邸宅。内部设备应有尽有,简直使旅客乐而忘返。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就是这样描绘的:“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南宋时候,另一位文学家毛开又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另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和风驿记》)。意思是:屋宇十分宽敞,左右前后有24间房子,住宿面积57步,有厅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还有高高的院墙。这里服务人员很齐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和风驿记》),居住舒适极了。

  两宋政府为了修建这些豪华的馆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陕西地区的扶风,其太守修造上述苏东坡住过的“凤鸣驿”时,动用了3.6万个民夫,仅木材和石料用白银即达20万两以上。

  那时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驿馆,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严的小驿站里,普通百姓将馆舍暂充居处,聊以避寒。《东都事略》记载了宋初大将张永德的一个小故事。说他落魄时,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驿,“佣力以食”。有一落难女子,也暂住在葛驿。当地父老可怜他们,不时接济他们衣食,介绍他们配为夫妇。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来到此地,也住在葛驿里。这女子忽在聚观的人丛中大声呼喊:这是我的父亲!郭威命其向前相认,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儿。于是郭威将女儿、女婿带走。后来他们终于成了贵人。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时普通驿站的情况。

  两宋时的馆驿,一般都管理严格。来客要登记在册,共同遵守驿规,不得损坏公物。最有趣的是规定住宿旅客不得长期占有驿舍,期限最多不许超过30天,若赖着不走,超过日限者判徒罪一年。这个规定,对于那些出差的体面官员,似乎太苛刻了点儿。估计在当时此规定未必能完全实施。

  宋朝的邮驿传递,按当时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另一就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的传递形式大约是从北宋真宗时候开始的,也即公元11世纪初年。最早,可能用于军事上,本是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据说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对辽的战争中,后来宋神宗时对南方交趾的战争中,都使用过这种“急脚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曾利用过急递铺传送紧急的军事文书。

  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说宋时还仅仅是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的话,元朝时候的急递铺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施了。这时除了极少量的紧急公文由驰驿传送外,几乎全部文书皆由急递铺传送。

  元朝的急递铺大体上每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每铺配置作为标志的十二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则准备夹板和铃攀各一副,缨枪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来是风雨无阻。《元史·兵志》上说,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怎样次第传公文呢?意大利来华大游历家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铺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通过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时候急递铺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这种急递铺的制度,没能顺利发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时候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清代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邮递制度。

  曹魏时代我国第一部《邮驿令》。唐朝时候,关于邮驿方面的法令规则,多在那时国家的法律《唐律》里具体规定。到宋朝时候,在国家《宋刑统》中也有关于邮驿的一些法规。

  前朝以来,各地邮驿制度逐渐混乱,有些政府驿使官员,任意加重驿夫的负担,命令他们带着包裹,“负重奔驰”;也有些驿路管理官吏,受贿滥发驿券,以致驿道任务超度繁杂,驿站不堪负荷。为了整顿这种情况,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根据枢密使韩琦建议,政府责令三司使张方平制定了“驿券则例”74条,颁行天下。这一则例又称《嘉祐驿令》。根据嘉祐驿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细则,诸如规定:“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统》)。从此,驿路大大安宁。发展到南宋时,由于邮驿的发达,涉及社会生活面较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

  所谓“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这个专词的简称。这部法规的编纂者是谁已经说不清了。但其成书年代,经过专家们考订,大约可以断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后。那时候,与北方金的激烈战事刚刚结束,诸事需要整理就绪,而原先北宋时所用法规大都散失,邮驿制度也很混乱,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汇集了散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法编纂而成。可惜的是,经过历代战乱,这部法规后来在民间也不流传了。现在在明朝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据现在《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书》规定,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属犯罪行为,都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信件则处以绞刑。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敢于盗窃或泄露信件内容者斩,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样处以斩刑。盗窃的若是一般文书,按规定也属于触犯刑律。处以徒刑,发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书》规定,刑罚不仅仅处罚那些作为传递文书的当事驿夫,同时也要处置他的上级官吏,包括有关急递铺的曹官和节级,失职者一样处以杖刑。

  《金玉新书》对驿递过程中的驿递程限、各种传递方式中发生的失误,皆有具体的律令规定和不同的量刑标准。比如处罚邮件失误的量刑中,步递最轻,马递次之,急脚递最重。计算路上走驿和行程、误期的量刑,则以日计算,不同的天数有不同的刑罚。

  从《金玉新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线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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