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_宋朝皇帝列表顺序及简介_疆域地图

  宋朝(Song Dynasty,960年~1279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根据疆域的变迁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合称“两宋”,共历十八帝,享国祚三百一十九年。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史称“宋朝”、“大宋”,定都开封(东京)。1127年,被金国攻陷都城,徽宗钦宗均被劫持到北方,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康王赵构于应天府继位,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1276年崖山海战后亡于元。

  宋朝(Song Dynasty,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祚三百一十九年。因皇室姓赵,又为区别于南北朝时期之南朝宋,故亦称“赵宋”。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 故也称作赵宋,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尊称为大宋。宋朝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后逐步统一中国,由于疆域相对南宋而言到达黄河以北,所以被后世称之为北宋。北方政权辽国和金国以宋朝位处其南方,称其为“南朝”,并自诩为“北朝”,西夏又因宋朝位于其东南,特称其为“东朝”。

  960年元月,殿前禁军于京城东北的陈桥驿哗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管殿前禁军的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世宗柴荣七个儿子结局如何?),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太祖”。一直到1279年赵昺跳海殉国为止,共计将近320年。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加强中央集权,杯酒释兵权,给宋的灭亡埋下祸根。采取募兵制和调将指挥制相结合的政法影响所及深远;一方面宋朝地方兵员极广极雑,终宋少有权臣豪强乱政,工商业、科技发达,文化极为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北宋自初立之后武备积弱,频频不敌北方外患,对西夏、契丹用兵屡遭挫败。宋太宗继位后继续周世宗时统一天下的大略,最终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二帝发动宋代仅有的几轮北伐,宋代前中期疆域大致定型。可是这位名声不小的宋太祖,哪有柴荣东征西讨,群雄臣服,强敌胆颤的冲天豪气,整部的北宋历史,就是被一部被辽金欺负的窝囊史。此后宋朝一直采取重内轻外的消极防守策略,很少对北再兴干戈。赵匡胤夺了后周的江山,并非是将后周国的精神发扬光大,而是越干越势微。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1127年洗劫国都开封掠走徽宗钦宗二帝及后妃王子公主大臣,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

  公元1127年,金国从开封撤军以后,为避免受到北方宋朝遗民起义的直接打击,立宋朝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大楚”,史称“伪楚”(“张楚”)。张邦昌自忖没有号召力,就招来宋哲宗废后孟氏撑腰将其接回到延福宫,册其为“宋太后”,垂帘听政。由于北宋军民的反对,“伪楚”仅存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1127年3月7日至4月10日)。 伪楚政权存在时间虽短,但其的出现却是两宋交替的重要事件。张邦昌遭到宋朝军民的憎恨,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以孟太后之名,下诏书立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康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继承皇位,重建宋王朝,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此前建都开封时期的宋称作“北宋”。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直至被元消灭时,也未能恢复宋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建炎二年(1128年),金国以张邦昌被废为名继续大举南侵,于公元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史称“伪齐”,以加强黄河以南的统治。宋朝也发兵北伐,由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浚等众多抗金将领指挥,在黄河两岸曾经击溃伪齐军和金国的联军。绍兴八年(1138年),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都,称为行在。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大散关为界,推行求和政策,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在高宗之后,宋金两国发展相对稳定。金国也有几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废,而南宋在孝宗年间也进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复国土。公元1234年联蒙蔡州之战灭金,金灭亡之后,蒙古疆域扩张至河南地区。南宋不仅没有由此换来一时的安宁,反而要直面更为强大的敌人蒙古。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史称“崖山后无中国”。

  宋朝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对外交流频繁、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文化艺术发展迅速、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中国历史学家邓广铭和漆侠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唐宋八大家六位出自宋朝,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非常进步,四大发明在宋代也得到了改良;在政治上相对开明,对忤旨或党争失势的刑罚极少;宋太祖立下祖训要求其子孙不得杀害文人及上书谏议之人,文人的地位在宋代得到提升,有说法认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 ,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让国人倍感“咱祖上曾经阔过”。宋朝国祚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称宋朝为“天水一朝”。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中国历史在宋朝出现了很多近代化的趋势,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和现代社会非常相似。宋朝经济发达,商业异常繁荣,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市场开始取代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商业信用异常发达,出现了类似银行汇票,支票,有价证券的东西,银行金融业的雏形已经显现。海外贸易更是高度繁荣。宋朝还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中国科技在宋朝时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文化昌盛这个不用多说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很丰富,人们热爱生活并享受生活。宋朝的政治非常开明,虚君和共治天下的慨念出现,政治制度很有点古典民主的感觉,士大夫还可以骂皇帝。

  宋朝整个给人感觉就是和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朝代。唐宋之际出现的许多革命性的变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代代表中世纪的结束,而宋朝则是现代化的开始。可惜蒙古族的铁蹄摧毁了这一切,中国的历史在宋亡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宋朝皇帝列表分为北宋皇帝列表和南宋皇帝列表,北宋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到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为赵光义一脉子孙,北宋太祖赵匡胤及南宋孝宗之后均为赵光胤一脉子孙,两宋享国祚319年,传18帝,北宋南宋各9位,可谓赵匡胤天下赵光义坐 赵光义子孙天下匡胤子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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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960~1127年),历167年,共9帝。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了盛世,北宋初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北宋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死于五国城外,其馀七个皇帝及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在巩义,通称“七帝八陵”。再加上后妃和宗室亲王、王孙及高怀德、蔡齐、寇准、包拯、杨六郎、赵普等功臣名将共有陵墓近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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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康二年,靖康之变,金国军队攻破汴京,废徽钦二帝为庶人,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史称“张楚”或“伪楚”。金人俘虏徽钦二帝和皇室成员北归,张邦昌取消帝号,迎哲宗废后、妙静仙师孟氏入宫垂帘听政,尊为宋太后,后改为元祐皇后。孟皇后下诏立康王赵构为皇帝,撤帘归政,被尊为太后。

  建炎三年,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传位与其年仅两岁的独生子、魏国公赵旉,改元明受,高宗为太上皇,孟太后二度垂帘听政,是为“苗刘兵变”。未几,兵变平息,孟太后二度撤帘,高宗复位,封赵旉为皇太子,未几因病夭亡,谥号“元懿太子”。后元末的韩林儿追谥赵旉为“宋简宗靖文元懿殇孝皇帝”(韩林儿自己皇帝没当好,特喜欢给人追谥)。宋简宗在位时间过短,又是幼君当政,为傀儡皇帝,所以不被认为是宋朝皇帝之一。

  南宋(1127年~1279年),共九帝,其中病死的6帝,国亡跳海而死的1帝,在元军追击下惊吓而死的1帝,被俘后又被冤杀的1帝。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2月1日)正月初一,朝廷忽然接到契丹北汉联军大举入侵中原的消息。符太后及幼主柴宗训毫无主见,问计于宰相范质。范质认为朝中只有大将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托言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任赵匡胤为最高统帅,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公元960年2月3日(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从东京出发,由于行动缓慢,走出二十公里至陈桥驿时,天就黑了。当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言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们觉得有道理。第二天早上,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实则他当时并不在场,而在京城)和谋士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把一件黄袍披在醉酒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显示被迫无奈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就不去当这个皇帝。”

  众将士们均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诛,诸将士都应声“诺”!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获悉兵变发生,便立即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他刚回到家,就被军校王彦升将其及妻儿全部斩杀。

  赵匡胤统率的大军很快就控制了整个京城。早朝还未退,文武百官就被闯入宫中的士兵强行押解到赵匡胤面前。当宰相范质、王溥等人被带到赵匡胤面前时,赵匡胤哭诉到:“我受周世宗厚恩,今天被军队所迫才到这种地步。我愧对天地,现在该怎么办?”宰相范质心里不服,但见大事已去,无力回天,只得率百官臣服。翰林学士陶谷拿出禅位诏书,宣布周恭帝柴宗训退位。赵匡胤换上了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基为帝。由于他所带领的军队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

  “陈桥兵变”是以元朝宰相脱脱依据宋朝国史编撰的《宋史·第一卷·本纪第一·太祖一》描述的。编写《宋史》时的元朝,已经距离宋朝建立之初有三百多年,其中的很多内容只能按照宋朝国史编写,真相早已被掩盖。可以说,宋朝的国史则是在赵匡胤在位时为美化其即位合法性而大肆篡改史实而编写的。即使如此,《宋史》仍有很多疏漏成为我们探索兵变真相的依据。

  “陈桥兵变”是朝廷接到契丹和北汉联军准备入侵中原的消息时发生的,这么大的事件只在宋史中有记载,而北汉和契丹的历史档案中没有任何记录;大军离开汴京北征时,一天只走了二十公里,把行军打仗当成了散步,看来军队统帅根本就没有离开京城太远的意思;如果是将士们临时起了反心,他们从哪找来这件黄袍,还强行披在了赵匡胤身上;如果真的有北汉与契丹联军入侵中原,军情十万火急,而黄袍加身赵匡胤登基后,却没有任何的应对措施,岂不是在束手待毙。

  把这些疑问加在一起分析,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当然,黄袍加身不是赵匡胤的独创,早在十年前,他的前辈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曾采用同样的方法取代了后汉。为了避免故伎重演,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后顾之忧,也造成了宋朝的军事软弱。

  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所描述的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在一个偶然的时间里,本人由于考试需要去查看一些历史文献时发现,宋朝,这个朝代被我们严重的误解了很多很多年。真实的宋朝是怎么样的呢?宋朝,绝对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朝代!

  也许有人会讲:大唐帝国才是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唐宋两个朝代相比较一下:

  唐朝主要是军事、外交表面上比宋强;但就经济、生产力水平上讲宋朝唐朝强;尤其是经济上 ,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富有的时代。宋代整体上科技也比唐代强。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唐朝100年后才恢复并超过隋朝极盛时的水平),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朝已出现了最早的夜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唐朝的2. 5倍。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 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宋朝时期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2013年我国的GDP才占世界GDP总量的8%)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这一数值可能被大大低估)!即便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清朝明朝略好些,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即便在被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产与良民,奴与人的差距。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线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其实宋朝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役制度,宋军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雇佣军,且待遇极为优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今日的美军),当时也只有宋朝有实力实行募兵制。其中最具独创性的举措就是“荒年募兵”,每当一地闹灾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时,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一人当兵,则全家温饱无虞。宋代农民起义较少且规模都不大,荒年募兵功不可没!宋朝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虽然因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压力下,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代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在统一中土之战中北宋军队表现出的势如破竹的强大战斗力令人刮目相看。南宋初年,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宋军愈战愈强,打得不可一世的金军节节败退,并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胆寒之声。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目中,修正了以往强调宋朝对辽金等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说法,认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15年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长时期内,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南宋后期,蒙古军南下攻宋,南宋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对蒙元这一劲敌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异数”,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蒙古军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南宋!

  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积弱”之说,难以成立。

  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看了《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籍统计出来的,能力有限,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第二条,今天大家骂条约不平等,主要原因应该是这第二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岁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

  辽国除了卖羊卖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开始辽还卖一些马,后来发现大宋的骑兵越来越多,就不敢再卖马了,萧太后下令谁出口马,杀谁全家,结果,边境贸易从一开始就变成一边倒的对宋贸易巨额逆差。大辽收的岁币,到年底全被大宋赚的干干净净,每年还倒赔。

  大辽不懂经济,后来就干脆不发行货币了,反正发行出来,也没老百姓认,即使大辽皇帝本人也觉得只有大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

  要了大辽老命的货币战争,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开始了。(个人认为,这招才是最狠毒的。)

  结果是,一百年双方无战事,大辽的财富通过货币战争,源源不断输入大宋。大宋的先进文化传播渗透进了大辽的每一个毛孔。

  金灭辽,大宋跟金打了一下,发现也打不过金,就跑到南方继续与金玩货币战争,大金不知是计,接受了“岁币+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也放弃了货币发行权,全国继续使用大宋的货币,结果一百年后,大金也虚得不行了。

  今天的古代钱币收藏界,很难找到辽和金的铜钱,反倒是宋的铜钱既质量好,又款式多,数量多的比清代的还便宜,就是这场旷日持久三百年的货币战争的遗迹。蒙古灭金后南侵,大宋的群臣拒绝议和,非要PK蒙古,结果,汉族的历史从此走入黑暗。

  其实历史上蒙古人最初是想跟大宋继续“岁币+贸易”游戏的,只不过价码要的比金高了,价码再高,它也是要用大宋铸的币,可惜啊!!!

  宋朝通过铸币,实际掌握了北方的财政权。北方的原材料与劳动剩余价值,通过自由贸易和使用南方的铸币,源源不断的输入南方,换回南方的商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壮观的南北货币战争,持续了整个辽、金与宋对峙的三百年历史。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症结在于“家天下”的政体本身。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样勤国是,励精图治。综观两宋惊人相似的灭亡,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道德沦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两宋也不例外。由于北宋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亡的过程。而到了南宋,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了(南宋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着半壁江山在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中逐渐走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而这一切问题的出现,都指向于当权者的道德沦丧。支撑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笔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 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笔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蔡京之流之于宋徽宗,贾似道之流之于宋度宗,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贾似道身为宰相却把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说明这个王朝道德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而两宋的悲剧在于,当朝君臣的无耻造成了两宋的灭亡,而在野的社会精英却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页。宋朝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两次汉奸高潮出现在明末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最终无力回天。

  战略失误。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金灭辽;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蒙灭金。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前门驱狼,后门引虎,遭受更加惨痛的劫难。唇亡齿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当权者的鼠目寸光导致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蛮民族的力量。辽与宋有世仇,但澶渊之盟后,宋朝以自身强大的“软实力”逐渐使之“汉化”,换来了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局面。但是联金灭辽却使野蛮的金人在联合作战中摸清了北宋的虚实,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更发现这是进攻中原的绝佳“跳板”,结果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导致北宋灭亡。蒙古崛起后,南宋统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堑长一智”,联合蒙古攻打已经汉化的金朝。尽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必然之理也。” 但南宋君臣一意孤行毫不理会。结果灭金之后才发现,蒙古虎远甚于金国狼。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势,暂时搁置仇恨,制定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助金国抵御蒙古,待机而动,则局面可能大不相同。以南宋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援金,估计金国可再多支撑10 年,加上金国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时间来以备强敌。可惜南宋坚持联蒙灭金,在加速金国灭亡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与蒙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南宋居然没有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更没有全民皆兵,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享受文治的成果。也许南宋朝廷这样做确实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南宋亡后人口约为战前74%,而金亡后人口只有战前的11%左右),但是亡国之痛和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倒退却令人扼腕叹息。

  这就是大宋,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充满枯涩记忆与回味的大宋!

  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的一级监察区。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在宋代,观察使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

  宋朝路的设置有效的规避了这两种极端现象。表面上看,宋朝的路和唐朝的道,甚至和西汉的刺史部都是很相似的,法理上似乎也是这么回事。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决非如此。除了《禹贡》九州以外的历代,行政区也好,监察区也好,军事区也好,都会有一个机构(或是一级政府,或是一个官职)来履行其职能。宋朝的路却没有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每路设四个司:转运使司,简称漕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长官为提刑官(《洗冤录》的作者宋慈即任此职),负责一路刑狱;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长官为常平使,负责一路的仓储;经略安抚司,简称帅司,长官为安抚使,负责一路军事。而这四个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也就是说,路无方伯。这样一来,路的财、政、刑、兵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了。需要说明的是,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此路一级一直被视为监察区。这四个司已经基本含概了一级政府的主要行政职能,它不同于纯粹作为监察区的西汉“刺史部”和唐朝“道”,作为一个监察区多少有些牵强,应该算做“非典型行政区划”,至少也是“行政性的监察区”吧。终宋一代,行政区划很少变迁,也是其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朝监察机构道的划分是以山河地理为主要原则的宋朝路的划分则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兼顾了经济和人文的差异性,从而更加科学。唐中叶后,道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节度使所辖之地虽不少称道,但道制监察机构已混乱不堪,这为宋代改革为路制准备了条件。由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南方的版图得以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古扬州地区,江西、福建已经和今天的版图差不多了,吴越地区独立为两浙路,以徽文化为核心的皖南及周边地区为江南东路,淮河下游为淮南东路。华东地区这样合理的划分,无论是从地理、风俗、语言、经济形态来说,即使在今天而言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宋初力平群雄,疆域区划难以顾及,太宗因袭唐朝旧制,略事改革,分全国为13道: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但不久,在993年(淳化四年)把全国又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10道;去陇右、山南东、山南西三道,并剑南东、西道为一;改岭南为广南道;增设两浙道。但第二年即废,于是正式废去道制,改为路制。

  其实在宋太宗初年,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已设21路,第三年后又为19路,989年(端拱二年)改为17路,992年(淳化三年)有16路。可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淳化五年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在997年(至道三年)始定天下为15路(名称上道改为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1020年(天禧四年)增至18路,宋真宗分西川路和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路,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1074年(熙宁七年)增至23路,宋神宗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凤两路,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1085年(元丰八年)颁行的《元丰九域志》,即依据23路的行政区划制编写的,京畿所在的开封府则不在23路之列。

  1105年(崇宁四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24路。1122年(宣和四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16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26路,实际上还是24路。

  南宋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至两浙东路,1142年(绍兴十二年)分路16: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嘉定元年(1208年)宋宁宗改为17路,把利州分为东、西两路。

  宋代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路,属于直辖于中央的一级监察区,相当于现在的省。如北宋的河东路、两浙路、福建路等,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西陕西一带、江浙沪一带、福建一带;

  宋代路下为府、为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情况与唐朝很相似。据《元丰九域志》记载:1085年(元丰八年)时,全国有府14、州240。

  两宋的行政区划中还出现一些新单位军、监。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五代时,军不仅管兵马,也辖有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在宋代,军则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已开始出现,但也在宋代才演变成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都隶于路,但实际地位则要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全国有军37、监4、县1255。

  关于宋代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或总结为三个特色:一是用文臣出守列郡;二是将地方政府权力完全收归中央(宋代所有地方官均为中央办事);三是尽量使地方官吏互相牵制,如一路之中四职并行,府州之中长官与通判牵制等(叶伯棠1978)。有的学者以宋代整理农政皆归于失败为例,分析了导致农政中辍的原因,也就是宋代地方行政的四个弱点:一是宋代县级政府等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残破不全;二是地方官进用考核不严密;三是州县胥吏之恶化;四是乡县间豪猾土劣之大量增加。指出,宋代只知减少中小县级官员的编制,而不合并县数,造成县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实为宋代地方行政低能之第一原因,而后三个原因共同作用,则加重了这一弱点。

  夏朝时期称老丘,春秋时期称启封,而“开封”之名始于春秋,是郑庄公取“开拓封疆”之意而得名的,据宋吴增《能改斋漫录》载:“京师开封县,其城本郑庄公所筑”。战国时,魏惠王将国都迁到这里,魏王又称梁王(如孟子见梁惠王),定名“大梁”。秦朝降为浚仪,浚仪之名源于浚仪渠(又名浚水),因紧临浚水,故名浚仪。据《祥符县志》记载:“浚仪故县在今开封府西北大梁城,魏所都也。”汉初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改成开封。东魏时期改为梁州。北周改梁州为汴州,唐朝曾经改为陈留,五代梁太祖朱温篡唐建都于此,升格汴州为开封府,有东都,东京等别称。后汉、后周、北宋均沿称“东京开封府”。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之后改为南京开封府,明朝又改称开封府。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

  北宋四京制(东京、西京、北京、南京中的“东南西北”代表方位,以开封为例,在四京中相对洛阳而言靠东,大名和商丘都在开封东边):

  北京大名府,北京就是盛产香油的大名,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今天的河北大名。

  南京应天府,南京是宋州,不是今天的南京,而是今天的商丘,赵匡胤在宋州任归德军节度使,是宋朝龙兴之地,国号的来源,也是后来康王赵构登基的地方,果然是龙兴,继续延续宋朝国祚150年。

  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大名)则分别在真宗和仁宗时期升为陪都。

  何为府?府是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的市,宋朝更高级的区划是路,但路类似于东汉的早期的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和明朝清朝之后的省有所不同。

  其中,所以,东京,开封,汴梁这三个名字,在宋朝实际上都是指今天的开封。北宋还没有汴梁的称呼,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汴梁是元朝的汴梁路。宋之前,隋唐称为汴州,古梁地。在古诗里“直把杭州作汴州”中的“汴州”即北宋国都开封。这样表述可能会清楚一点:宋以汴梁之地为东京,名开封府(相当于说浙江的省府是钱塘之地的杭州市)。

  因此针对宋朝而言,开封、东京、汴梁这三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城市,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东京侧重方位和都城地位,开封府侧重行政区划,汴梁侧重历史地理,是开封在元明两宋时代的称呼。至于有人说什么剽窃日本东京(Tokyo),实在是图样,日本东京是明治维新之后才改的。

  总结起来汴梁是该地的古称的叠加,偏重于地理意义。东京是都城之号,只有在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东京留守时才有行政意义。开封是府名,为行政意义的称呼,府与州是同一级行政区划,但府的地位高于州(类比今天似乎相当于副省级市和普通地级市的区别),两宋时期有很多重要的州被升为府,造成府名越来越泛滥。现在的很多城市保留州名,如杭州、广州、苏州、福州等,还有好多城市来自于唐宋时期的州升府产生的府名,比如凤翔市本名岐州,唐肃宗升为凤翔府。重庆市来自南宋时升为重庆府的恭州,因为宋光宗即位前为恭王,恭州以潜藩取“双重喜庆”之意升为重庆府。而今天的开封市之所以叫开封,虽然开封县(今开封市祥符区)的名称历史更悠久,但真正导致今天她叫开封的还是五代时期汴州之升为开封府。

  其实现在的开封城和宋代没什么关系。开封是个屡毁屡建的城市,在现在的开封地下3-12米处,上下叠罗汉似的摞着6座城池――3座国都、2座省城、1座中原重镇。自下而上,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北宋皇宫早葬在8米深处了。

  提起南宋的首都,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临安或杭州。教科书上是这么教的,历史老师也是这么说的,然而南宋的首都还真不是临安(杭州),其实不管南宋还是北宋法定首都都是东京。 临安只是南宋的行在、行都,也就是临时首都,地位比陪都建康(南京)高一些。一直都不承认临安是首都。

  从北宋王朝灭亡开始,宋朝宗室就处于一路逃亡的状态,公元1127年即靖康二年,赵构从河北逃亡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继位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代表着南宋政权的建立。称帝后的赵构又在敌兵的驱赶之下继续逃亡,中国历朝历代,只有这样一位皇帝是在不断逃亡的过程中坚持了这么多年。赵构一路南逃,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都不敢下船。直到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军,将金兵赶回北方赵构才敢上岸。

  公元1130年,赵构将江宁府改为建康府(即今南京市)作为行都,不过很不幸,金军的兵锋又指向建康府,吓得赵构又灰溜溜的逃走,再也不敢回到行都。因为建康太过靠近前线,很容易遭到敌方部队的冲击,虽然有天险可以防守,但是敌军一旦渡江,南京的形势就会和北宋的都城汴梁一样,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这样不仅会不断的消耗国力,而且会在防线出现疏漏的时候导致自己的国都没有任何防守屏障,短时间就被敌军攻破再现靖康之难。南宋王朝倒不是吸取了这一点教训,只是因为皇帝太过怕死,恐金症,不敢把自己的都城放置在离敌人太近的地方,所以政治中心的选择自然是离敌人越远越好。赵构的逃亡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依靠大船穿梭于江河大海之中,所以南宋王朝对于水有过分的偏爱,杭州地区水系发达,非常适合自己逃跑,可以直接乘舟出海,消失在浩渺烟波之中,让敌人没有办法追击(北方金兵不善水战)。所以南宋选择了杭州,多半是因为这里水运交通方便,在眼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公元1131年(绍兴元年),南宋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临时安顿之意),称之为行在(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临时驻跸的地方,而仍将北宋的开封称为京师。宋高宗赵构诏令浙江转运副使徐康国,在吴越国治和北宋杭州州治的基础上筹划改建皇宫。公元1138年(绍兴八年)即正式以此为皇宫,俗称“大内”。南宋皇宫在现在的凤凰山东麓宋城路一带,东至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北至万松岭路,南至笤帚湾;皇宫依山势而建,殿阁叠进。从绍兴八年(1138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的20年间,凤凰山禁城内建起大殿13座,以堂、阁、斋、楼命名的建筑40余座,亭、台64座。改扩建后的皇宫,东起今中河西岸,西达凤凰山九华山东麓,南抵笤帚湾,北到万松岭东南,方圆4.5公里。

  这一临时,就临时了一百七八十年,直到南宋灭亡。《马可波罗游记》和同时期的西方著作均将杭州称为行在(Quinsay),可见直到元代早期,行在仍是对杭州最通行的称呼。因为那时估计宋高宗心里也没有建都的想法了,随时准备着继续逃亡。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以显匡复中原之图,惜宋高宗赵构愿意偏安一隅无意北伐而定行在于杭州,但是中原父老和随驾南迁的军民依然盼望着,宋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失地,还都东京,一雪国耻。再者,宋朝七帝陵寝尽在中原故地,抛弃先祖陵寝这个罪名也不是宋高宗赵构和他的继任者所能承受的。迫于舆论仍定建康为行都,后改为留都。表示自己的国家还有一个预备都城存在,表达收复北方故土的决心,强撑着自己的面子,不敢承认自己逃亡行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作秀,好歹给这些南逃的人留下了一个念想。然后把自己放在更加安全的杭州,这样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大家很默契的不再追究这个事情,也没有人有脸提把杭州变成都城,怕承认了就会被老百姓的唾沫淹死。当然老百姓也不是好忽悠的,有文人作诗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自宋高宗起,杭州一直作为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先后有孝、光、宁、理、度、恭七帝在此执掌天下,长达150余年,但是却没有升级为都城,也可以说整个南宋王朝就没有正式的都城存在,这是一个很奇葩也很尴尬的事情。临安历经七代帝王的治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经贸发达,繁华程度一度超越了东京开封府,为当时世界各国瞩目和向往。尽管如此,临安依然只宋朝是行在,虽有首都之实,却无首都之名。因此南宋成为是个一直没有定都的朝代,虽然都城上延袭北宋的五京,但五京没有一个在自己的手里。 不定都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只能给南宋统治者找块遮羞布而已,南宋终究没能北复中原,最后被蒙古人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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