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特有的“诗话”

  我国是诗歌大国,伴随诗歌的兴盛,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诗歌评论的文体——诗话。诗话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论诗的文体,是一种漫话诗坛铁事、品评诗人诗作、谈论诗歌作法、探讨诗歌源流的著作。

  诗话有二义,其一是指品评诗人诗作或记载诗人议论、行事的著述,是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特有形式:其二是指我国说唱艺术的一种。本文仅就第一义来谈。

  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诗话于何眈乎 赓歌纪于虞书,六艺详于古序,孔孟之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矣。汉魏而降,作者渐多,遂成一家之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按照何氏之说,诗话的出现可以上溯至夏、商、周更为久远的年代,大凡“六经”、诸子中有关诗的言论,例如《尚书 尧典》里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论语 阳货》里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等,都可以视为诗话的滥觞。汉魏以后,谈诗论诗的人渐多,至梁代钟嵘《诗品》、唐代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遂成一家之言”,成为专门批评诗人诗作优劣高下的诗学著作。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诗话篇》中认为诗话当源于南朝梁代钟嵘《诗品》,也不无一定道理,因此,何文焕把它作为首篇收入《历代诗话》中。《历代诗话》系诗话丛书,它是历代重要诗话的汇编,汇编了南朝至宋、元、明诗话共二十八种。近人丁福保在《历代诗话》的基础上也有《历代诗话续编》,辑录唐代孟棨《本事诗》以来宋、金、元、明诗话共二十九种,是对《历代诗话》的补充。

  其实,“诗话”一名的正式出现,始于北宋欧阳修的《诗话》,后人称引时又名之为《六一诗话》、《欧阳公诗话》等,这是诗话首次成为一种品评议论诗人诗作的带有随笔性质的著作。《六一诗话》首句开篇明义:“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继之,司马光仿效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温公续诗话》,说到其续《六一诗话》的原因在于“记事一也”。可见诗话在宋代最初是以“闲谈”、“记事”的面貌出现的。所谓“闲谈”,就是关于诗人诗作的随笔漫谈;所谓“记事”,就是记诗人诗作的本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早期的诗话不同于《诗品》一类专门评论诗人诗作的比较严肃完整的诗学著作,其批评意见和论诗主张是在“闲谈”、“记事”之中反映出来的,因而显得比较零散,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其形式大多比较短小精悍,便于作者发表论诗的意见和主张,也便于读者用较少的时间领略诗歌原理、吸取创作经验、了解诗坛掌故等。下面仅举数例以见一斑。例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语,就是一段很重要的理论见解: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以《诗经 小雅 苕之华》中的诗句作比照对杜甫《春望》诗进行了颇有见地的点评:

  《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 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 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一则中记述了苏轼贬官黄州,为何以“东坡”为号一事,读后使人茅塞顿开。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 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这种诗话,可谓随手拈来,信笔写去,虽是作者的闲谈漫笔,但它“体兼说部”(《四库全书提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性质和资料性质。后来,许顗在《彦周诗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写作诗话的宗旨:“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此论虽未尽当,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进一步扩大了诗话的内容。继欧阳修、司马光之后,刘颁的《中山诗话》、王直方的《直方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百余部诗话相继问世。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统计,今尚流传的有四十二部,部分流传或由他人篡辑成书的有四十六部,已佚而仅知其名的有五十一部,合计一百三十九部。由此可见宋代诗话发展之盛。其中,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两部值得重视的诗话,而张戒论诗对严羽又有直接的影响。这两部诗话的出现,才逐步摆脱了宋代早期诗话的狭小窠臼,着重于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和规律,在对诗人诗作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评论的同时,对诗歌创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的创作和理论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发。至此诗话已由记述轶闻遗事,考释用事造语,寻章摘句的批评转到比较系统地阐述论诗主张方面来,由说部转到诗评,这与前代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诗学著作颇相类似,大有一脉相承的意味。所以,《岁寒堂诗话》和《沧浪诗话》堪称宋诗话的里程碑。近年,由著名文论研究专家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代诗话全编》(共十卷),集宋代诗话之大成,以人立目,收录近六百家,是第一部内容、体制相当翔实、完备的宋代诗话的大型图书。

  诗话在宋代发展的盛况表明,这种诗歌批评的特有形式已经得到了时人的普遍认可和欢迎。以后,元、明、清各代,亦不乏此作。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诗话来看,元代诗话仅两部,可作诗话读的十五部,共十七部。明代诗话十七部,可作诗话读的三十一部,共四十八部。清代诗话五十四部,而传世的诗话超过此数。从宋末到元明两代,诗话逐步向文学批评方面发展,内容逐步扩展和丰富起来,论诗日趋精细,诗歌内容、诗歌流派、风格特色、渊源演变、批评赏鉴、考讹订误以及格律音调等,都在谈论批评的范围之列。例如,元代杨载的《诗话家数》、范椁的《木天禁语》、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韦居安的《梅磵诗话》、明代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都穆的《南濠诗话》、陆时雍的《诗镜总论》都是内容丰富,较有见地的诗话。其中以《唐才子传》和《升庵诗话》的成就较高。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一部唐代诗人的评传,共十卷,叙及了唐代诗人三百九十八人,内容丰富具体,评述言简意当,勾画出唐代诗歌的大体风貌。杨慎的《升庵诗话》,共十四卷,其中补遗二卷。上自远古,下迄明朝,对历代诗人、诗作、诗风有独到的批评。

  诗话发展到清代,不仅作者较多,规模较大,而且影响也日益广泛。诗话著作更趋专门化。影响较大的诗话有:叶燮的《原诗》,这是一部理论体系较为严密的诗话,其论诗的纲领是:“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有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这部诗话探讨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对诗歌的源流和本末,诗歌的创作与批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著名的神韵说,由此可以看见,其核心是主张诗歌应该含蓄、蕴藉,诗歌艺术应该清远、淡雅,力求表现人和事物的风神韵致,并以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翁方纲的《石洲诗话》,倡导肌理说。肌理,本指肌肉的纹理,这里借指诗歌的义理和文理。肌理说要求以儒家经籍和学问为作诗的根本,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袁枚的《随园诗话》,倡导性灵说。主性情,重个性,尚诗才,强调独创,反对摹拟、矫饰、堆垛学问的复古主义,是其论诗的基本主张。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提倡格调说,对诗歌的格式音调有深入的探讨,主张诗歌风格应该浑厚雅正,把格调看作诗歌创作的关键,发展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说。

  纵观我国古代诗话的演变和发展,我们会发现它走过了相当漫长的历程,滥觞于三代,形成于南朝梁代,盛于宋代,迄于元、明、清。这些诗话,是研究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和诗歌理论的重要资料,对我们今天借鉴古代诗歌的创作经验,指导我们的诗歌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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