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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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家具主要有席、床、屏风、镜台、桌、椅、柜等。席子,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具,最早由树叶编织而成,后来大都由芦苇、竹篾编成。古人常“席地而坐”,足见席子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床,是席子以后最早出现的家具。

  中国古代家具有纵横两条主线,纵线就是以历史为线索:产生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家具系列,即早期家具、汉唐家具、宋元家具、明清家具、民国家具等。第二条主线是横线,横线是以地方风格为脉络,产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家具模式。

  一开始,床极矮,古人读书、写字、饮食、睡觉几乎都在床上进行。《孔雀东南飞》: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诗中的“床”指的是坐具。和这种矮床配合用的家具有几、案、屏风等。还有一种矮榻常与床并用,故有“床榻”之称。魏晋南北朝以后,床的高度与今天的床差不多,成为专供睡觉的家具。唐宋以来,高型家具广泛普及,有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盆架、镜台等,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各个朝代的家具,都讲究工艺手法,力求图案丰富、雕刻精美,表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派,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特风格与样式,对世界不少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从细处研究,应该说地域辽阔的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有时甚至在一个地区地理环境中、不同的背景下,由于审美习惯和文化传

  统等方面的差异,都会有不同的产物。形成了博采众长,又风格迥异,各领风骚的家具。但是,我们这里叙述的流派是就其整体而言的,这一点至今古代家具研究界已取得共识。一般来讲,有苏式(亦称苏作,苏州制作)、广式(亦称广作,广州制作)、京式(亦称京作,北京制作),以及其它流派,诸如晋式、宁式、鲁式、闽式等。其中产自苏州、广州、北京的古代家具,它们各代表一方的风格特点,是古代家具的三大名作。

  关于古代家具的纵线,本篇并不涉及。下面对横线各流派的古代家具逐一进行概述。

  中国在明代时,尚无流派可言。当时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苏省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苏省的苏州、扬州和松江一带的家具制作名望越来越高,这时候不论是皇宫里用的家具,还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人们冠以

  “苏式”的称谓。所谓“苏式”,就是在明代出现的,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所以也可以说是“明式”。换句话说,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苏式家具为主。

  苏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清代孙嘉淦《南游记》写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浑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呼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州、长洲,合称三吴,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除了经济因素外,苏式家具的发展和风格的形式,还与苏州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及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吴门画派,就诞生于此地,明代吴门派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诚如沈朝初《忆江南》所写:“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吴风录》也写道:“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造园成为苏州的一种时尚。明清时期苏州城乡共有园办二百多处,为全国之首。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垞)、段玉裁汪琬、吴嘉淦、薛雪袁学澜等皆在苏州有园。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式家具产生潜移目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这三部书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品评和总结,推动了苏式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苏式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流风弥漫,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现存姑苏庭园中的明式家具,无不造型简练,朴素大方,古趣淡雅,似有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的韵味。

  素洁文雅,没有什么繁杂的雕刻、镶嵌,即便是雕刻、镶嵌也很古朴,富有传统。并主要表现在箱柜和屏联上。以普通箱柜为例,通常以硬木做成框架,然后按漆工工序涂生漆,糊麻布,上漆灰打磨平整后,上漆两到三遍,最后上退光漆待阴干后,开始装饰图案。先在漆面上描出画稿,再按图案形式控槽,再以事先按图做好的各种质地嵌件镶在槽内,用胶枯牢,即为成品。苏式家具中雕刻也大多用小块堆嵌,整版大面积雕刻的极为少见,常见的镶嵌材料多为玉石、象牙、罗甸,各种颜色的彩石,各种木雕,木雕中以鸡翅木较多。这种镶嵌手法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那怕只有黄豆大小的石料碎渣或罗甸沙碎屑,都不会废弃。

  苏式家具制作时采用一木连作,上下贯通,不像清代家具那样各部件显分离状。具体说来,苏式家具的大器物多采用包镶手法,即用杂木为骨架,外面粘贴硬木薄板,这种包镶作法,虽然费时费力,技术要求也较高,但好的包镶家具,不经过仔细观察和用手摸一摸,就很难断定是包镶作法。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通常把接缝处理在棱角部位,而使家具表面木质纹理保持完整,既节省了材料,又不破坏家具本身的整洁效果。为了节省材料,制作桌、椅凳等家具时,还常在暗处掺杂其它杂木,这种情况多表现在器物里面的穿带的用料上。至今宫中收藏的大批苏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明清两代的苏式家具都是如此。苏式家具大都油饰漆里,目的在于使穿带避免受潮.以保持面心不至变形,同时也有遮丑的作用。

  明代苏式家具的一招一式,空间尺寸,都经过反复推敲,达到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地步。即使是陈设,也有一套相互适应的规范。

  所谓“明圆清方”,不论是部件断面,局部图案,还是整体造型,都呈圆浑柔润状态。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

  、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优质硬木。由于这些木材有质地坚硬、色泽自然、纹理优美等特长,工匠们为了充分展示这些天然的木色,一改宋元重漆善描的工艺,采用不上油漆,打磨上蜡的工艺,将木质的天然美表现到最佳程度。这是苏式家具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最上品的苏式家具所用的木材是黄花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明式黄花梨家具,就可断言它必定是苏式,也就是说产于苏南地区。

  由于地理条件决定,苏南地区的硬质木材来源在明代时与广州、北京相比,远不及它们充实,主要是靠海上通道运来,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因此苏派工匠们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细算。中国古代绘画书法中有“惜墨如金”之说,苏式家具也可以说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苏式家具既要造型优美,又要省料的作法,从而使家具产生了俊秀的风格,这是在客观条件下主观追求的结果。历史上那些苏式工匠简直就象魔术师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连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场,不论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无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观,使之天衣无缝,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明代时,苏式家具制成后,主要靠运河北上,运至北京通县,上贡到朝廷皇宫或让达官显贵、财主商贾购置。再后来,工匠们也可以随路出买家具,沿运河一带散落了不少明式的黄花梨家具。事隔数百年后的今天,当世界性刮起收藏黄花梨家具旋风时,许多古家具贩子就是沿着当年的这条运输线,从民间寻觅黄花梨家具。在明代,北上的家具主要靠水运,大运河属漕运,漕运就是宫运,运价奇高,所以当一件黄花梨家具运到北京时,行情就很高,特别是有题款的木器,据说一对面条柜,差不多要白银千两,当时一座很像样的四合院,也只不过这个价钱。

  苏式家具经明朝的辉煌之后,到了清早期还在国内家具领域内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到了雍正、乾隆两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和清统治者心理的变化,家具的造型和装饰急速向富丽、繁缛与华而不实的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苏式家具逐渐失去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被后来居上的广式家具所超越,客观上黄花梨材料也已用竭,苏式家具改用红木。随着苏式家具的滑坡,能进入宫廷与宦官之家的木器越来越少,不得不转向普通家具市场。

  从官向民的转化过程中,为了能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不得不吸取广式家具的工艺,于是便形成了清代苏式家具的面孔,人们习惯上称为“广式苏作”。这种广式苏作的家具,参照广式家具的品种与式样,但仍按照苏式制作工艺生产;或者在继续沿袭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在装饰手法和花纹图案上不同程度地仿效广式和京式,并明显带有外来文化的倾向。由干苏式家具的丰富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内涵,尽管它失去了上层社会的青睐,但它依旧保持了典雅而秀俊的风格,博得一般人家,尤其是文人的厚爱,在向纯商品迈进的过程中,取得了市场。并闯出了一条为不同阶层所享用的高度商品化的古典家具,从而使苏式家具普及起来,民间一直有着丰富的存世量。

  总的来看,苏式家具的最大特点是造型上的轻与小和装饰上的简与秀,不如广式家具浑厚凝重,满身雕饰。苏式家具的装饰常用小面积的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题材多取自历代名人画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喜用,大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也有的采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等图案。

  前面已经提到,在明代时,中国的家具由苏式家具独领风骚,一统天下,到了清代出现了广式家具,其大发展是在清中期以后。作为硬木家具的重要产地,广州虽然晚于苏州,但其发展异常迅速,成就斐然,特色鲜明。

  的重要港口,是同东南亚及阿拉伯等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门户。明清时期,它成为中国“得风气之先”,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明代中叶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广州,再进入中国内地,他们以传播欧洲科学文化为手段传播天主教,其中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广东地区,处于门户开放的最前沿,中西文化因而得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更大规模、更迅速地碰撞、吸收和融合。

  广州由于是东南亚各国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港埠和通道,南洋各国盛产优质木材,木材外贸在这些国家出口货物中占很大比重,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从南洋运到中国,中国政府亦常派官员赴南洋采伐。同时,广东、广西又是中国贵重木材的主要产地,品种也比较多。据《博物要览》记载:“花梨产交(交趾)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做器具、桌、椅、文房诸器”。从史书记载,可以知道广东制造家具的木材比较充裕,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得广州的家具制造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原料充分,加之经济不断发展,清统治者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表现出极大的欲望,他们追求一种绚丽、繁缛、豪华、富贵之气,原先的明式家具不能符合他们的口味了,于是清式家具产生了,而清代家具的主要代表便是广式家具。当时,广式家具在追求豪华、优美的效果时,用料毫不吝惜,造成了用料粗硕的特点。特别是在雍正、乾隆以后,达官显贵阶层在生活不断追求豪华气派,尺寸随意加大放宽,以显示雄浑与稳重,而广式家具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迎合他们的审美情趣,于是广式家具迅速取代原来苏式家具的地位,成为清廷具有独特艺术风格主要家具来源。清康熙的著名戏剧家李渔在游历广东后说:“予游粤东,见市廛所列之器,半属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谓穷工极巧。

  的更大发展是在清代中期以后,其时由于欧洲文化史上风靡一时的巴罗克式和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以及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欧洲豪华而瑰丽的装饰工艺,随西方文明一齐传入中国,广州城内西洋建筑风格的商馆、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西贸易兴盛,西方国家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市场,尤其是罕见的钟表、珐琅器、天文仪器等,引发国人的极大兴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对西洋器物无不倾慕之至,以拥有为时尚。由于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不少广式家具在造型、结构和装饰上更多地模仿于西方式样,如造型上多呈束腰状.腿足部注重精雕细刻,尤其是装饰图案,追求华丽、豪华,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当时甚为流行的西式纹样,如最常见的广式家具上的西番莲,这是一种外形酷似中国牡丹的花卉。西番莲的特点是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可以根据不同器形而随意延伸。它多以一朵花或几朵花为中心向四围伸展枝叶,且大都上下左右对称。如果装饰在圆形器物上,则枝叶多作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西番莲与苏式家具传统的缠枝莲纹样完全不同,成为区别广式家具和苏式家具的一个重要特征。再如一些广式扶手椅的构件,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流行法国的洛可可风格的影响。至于一些雕刻家具,尤为细腻,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这样来形容,每一件高档的广式家具,就是一件精美的雕刻作品。各种雕刻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什么浅浮雕、浮雕、高雕、通雕、圆雕、立体雕等等。雕刻的面积宽广而纵深,有的家具雕刻装饰面积高达80%以上。广式家具除大面积雕刻外,更注重镶嵌艺术的发挥.技艺堪称一绝,在工艺行当中,“镶嵌”一词本是一种漆工术语。中国苏州、扬州、杭州等地的镶嵌艺术都十分流行。为了追求一种绮丽的色彩美感,广式家具将镶嵌发挥到更高层次。镶嵌的材料形形色色,通常有大理石(云石)、玉石、宝石、珐琅、陶瓷、螺钿、金属、黄杨木、象牙、琥珀玻璃、油画等。镶嵌作品多为插屏、挂屏、围屏等,独步一时,成为中国家具装饰中一枝珍贵的奇葩。今天,当我们一看到镶嵌大理石与螺钿的红木家具,如果断定它是广式家具,一般是不会出错的。

  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非常丰富,除西式纹样外,也有相当数量的传统纹样,它采用自然形态的动、植物,如植物类有松、竹、兰、梅、菊、葡萄等,动物有鹤、鹿、

  狮、羊、龙、蝙蝠、鸳鸯等。也有一些是云纹、夔纹、海水纹等。最常见的是竹节与梅花,但中西合璧兼而有之的更为多见。

  广式家具的制作特点是,用料粗壮,造型厚重,为讲求木性一致,大多用一木制成,用料清一色,即用同一种木材制作一件家具,如用花梨木,整件家具全部为花梨木;如用紫檀,整件家具全部为紫檀,内外一致,各种木料互不掺用,而且广式家具不油漆里,使木质完露,让人一看便有实实在在、一目了然之感。

  广式家具的大气和豪华,倍受清代皇室的偏爱,为满足皇室生活需要,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专门承担木工活计。宫中现存相当数量的家具,皆出自造办处木作之手。在清雍正年何,罗元林彬等多位广东名匠还被召入宫中为宫廷制作广式家具。光绪年间,另一位广东名匠梁埠被召北上专为皇帝大婚雕刻龙床。永乐年间,广作硬木工匠轮班进京,清代造办处几乎全部是广籍名匠。如果说苏州地区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广东地区则是清代家具的殿军,后者在清式家具的地位更为重要。清式家具以广作最为著名,家具出口量也大大多于苏州地区。

  当然,从艺术角度与整体来看广式家具,它不如苏式,但从家具史的角度来看,广式仍不失为中国古典家具中精彩的一页,它在清中期取代苏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清宫的主要家具,成为清代家具的代名词。清代广式家具能取得这样高的地位,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首先是它在结构上既保留了传统家具的优良格式,同时又吸收了欧洲家具华丽装饰的形式;在家具的应用功能上,也作了勇敢的开拓,从而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广。清代广式家具还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家具的发展,如苏州、上海、扬州、宁波、北京等地的工匠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广作的形式与工艺手法。

  所谓京式家具,就是北京地区清代上层社会家具的流派,现代史学家一般公认的以清宫宫廷作坊如造办处、御用监在京制造的家具,以紫檀、黄花梨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京式家具具有线条挺拔、曲宜相映,力求简炼,质朴、明快、

  自然的风格特征,故造型严谨安定、典雅秀丽、京式家具在材料选择、工艺制造、使用功能、装饰手法诸方面都达到了有机的结合。

  北京地区、天津地区与河北地区的民间日用家具虽然也属于京式家具的范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并非真正的京式家具。在清代家具流派中,京式家具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苏式、广式形成三足鼎立。

  明朝灭亡后,满族建立清朝政权,故宫家具曾遭到严重损毁,清廷大修皇宫,大造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另一方面竭尽财力,追求荣华富贵室内陈设,致使清初的家具需求量大大增加。最初时,清廷的家具主要来源是向产地采办,康熙年间还是沿明朝旧制从苏州地区采办,雍正后,新兴的广式家具得到统治者青睐,苏式家具的地位改换以广式家具为主宰了。所以,京式家具可分早、中、晚三期。最早的京式家具,实际上是苏广两地进贡的精品家具且数量巨大,仅乾隆三十六年有两江、两广、江宁、两淮等九处向宫内进贡达150件之多。

  后来,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清宫的造办处下设了制造家具的机构,有木作与广木作,专门承担制作皇宫的木工活计。同时,造办处又从苏、广两地招募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专事木作。在清代,造办处为皇宫制作的高档家具成千累万。《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是研究清代宫廷家具的第一手资料,经查考,仅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四年短短的十多年期间,造办处制

  作的桌、椅、凳、柜、架、几、屏风、床榻就在千种以上,如镶金紫檀桌、镶银紫檀桌、玻璃面镶银花梨木桌、黑漆描金靠背椅、紫漆彩绘镶斑竹炕几等等,工艺之精良、式样之繁多、装饰之豪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谓穷奢极侈。乾隆年间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仅从购买制作家具的紫檀就可想象皇家的奢华,如《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司库白世秀为备用成造活计看得外边有紫檀木三千余斤,每斤价银二钱一分,请欲买下,以备陆续应用等语,启内大臣海望,准其买用,钦此。”又如《宫中进单》载:“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长芦盐政官著进:紫檀木一百根,长一丈四至一丈四、五尺不等”。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长芦盐政官著进:“紫檀木一百根,长一丈至一丈三尺不等。”

  因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制作家具不惜工本和用料,装饰力求豪华,镶嵌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使京式家具“皇气”十足,形成了气派豪华及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的显著特点。

  宫廷里的京派家具,风格大体介于苏式与广式之间,用料较广式要小,与苏式较相仿,但较明代家具宽大,局部尺寸也随之加大,家具雕刻装饰的范围更是随之增加,其造型呈雄浑、稳重、繁缛与华丽的风格。在今天北京故宫里保存的雍正、乾隆时期的家具,大部分是造办处的主作,它与清宫的建筑、藻井、窗饰,与宫廷陈设的华丽工艺品都保持了高度协调。

  从纹饰上看,京式家具与苏、广不同,独具风格,它将商代青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吸收到家具上,将青铜文化与石刻文化融化进家具艺术,这是京派家具的成就之处,也是有别于其它地方的独特风格。这些不同形态的纹饰,文静典雅,古色古香。常用的纹饰有夔龙、夔凤、螭虎纹、蟠纹、螭纹、兽面纹、雷纹、蝉纹与勾卷纹等。

  后来,从达官显贵的府内散落出不少京式家具,这些家具流落到民间,民间纷纷仿效,这便成为晚期的京式家具。这种家具也被称为仿宫廷家具,一直延伸到民国。加之后期的京派工匠,主要来自土生土长的河北,是一些粗活工匠,象盖房及打造马车的,不仅技艺差,他们的艺术细胞、艺术感受与追求也差,完全是一种谋生手段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的京式家具,无论是质量还是艺术都已大为逊色,一般是大改小、旧翻新,一味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偷工减料。例如榫卯不讲究,处理粗糙,榫眼过大就缠布条或者砸进一个竹楔子完事。在家具图案雕刻上,任意性很大,常常走形,从而失去了真正京式家具的“味道”和价植,就像我们今天在古玩市场上看到的大量伪劣的赝品一样,毫无艺术可言。

  京派家具的影响与成就虽说不如苏、广两派,因它是从苏、广两派的基础上派生的,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席之地和一定地位的。它在装饰手法上继承了历代的工艺传统,并有所发展。多种工艺的巧妙结合,构成它自己独具的风格与特点,代表着中华民族悠久家具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京式家具过度追求豪华和装饰,必定会淡化实用功能,以至使家具成为一种纯粹的摆设品,这不能不说是京式家具留下的遗憾。

  前面我们叙述过在清以前并没有形成地方家具流派,我们如今所说的地方流派都是清以后的。晋派家具大约形成于明永乐(1424年)以前,它注重实用且用料大器,追求一种威武、壮硕的风格,其造型淳厚,结构严谨,做工精细,具有明显的崇尚局部木雕装饰的北方地方特色。这种民间木家具向以嫁妆和柜类的技艺精湛和乡土味浓重而著称,直到清代尚在沿袭生产。

  晋式家具独特风格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地理与经济原因的。据说,李自成兵败之后.农民起义军卷走了京都的大量财宝,准备退居山西后东山再起,结果此事并未如愿,这巨大的财富流失民间,孕育了一个闻名海内的行业,那就是山西的钱庄,又在钱庄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这些聚财万金的富豪,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现今名扬四方的“乔家大院”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在山西,比乔家大院规模大的还有王家大院等许多名院。这些深宅大院,当然需要大量家具来陈设,所以晋派家具应运而生。又因明初,平阳府、汾州府、太原府一带的农业、手工业较快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城池寺庙和民宅的相继营缮,也推动了木家具的发展与提高。特别是太原府踞军事要塞,社会经济有一定基础,明初北塞军事消费增大,商贸日愈繁荣,阳曲榆次的木家具也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主要产区,同时也带动了大同府家具业的兴起。

  它渊源于在山西建都的尧、舜漆器,后来则主要投向于推光漆、云雕、螺钿和漆画等技法的运用。

  晋作木家具与漆木的发展,显见是有差异,前者自古以来始终在延绵地渐进;后者则是间断地、产地分散地推进,有的技法起步也晚。如果从时间上推断,

  晋作家具大体上是由南向北的扩展,并遍及各地,其主产则以太原府、阳曲、榆次较为集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

  首先是移民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元末政治腐败,战乱频繁,加上黄河决口、蝗灾流行,中原一带“赤地千里,荒无人烟”。毗邻的晋地却风调雨顺,生活安定。于是中原人口大量入晋,使晋南一带人口稠密,社会负担沉重。明灭元之后,为了巩固其基础,在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的同时,自1368(洪武)——1419(永乐)的五十年间,以为移民点,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移民,移民到了新地方,带去了晋文化及农艺、匠艺,其中也包括家具制作手艺。

  第一:明建国以来的二百多年,为防范蒙古贵族的骚扰,自1386——1396(洪武)即致力于建立北塞联防,晋商人由于承担了兵站任务而致了富,商业更加繁荣,除晋中、晋南的商品拥入外,新安商人经营的南货也源源而来,这些都推动了晋派家具的发展,为永乐年间晋派家具的初步成熟创造了条件。

  第二:1465(成化)——1571年(隆庆)明王朝与蒙古贵族和议之前,北塞“九边”已成为全国性的消费大市场,商贾云集,贸易昌盛,再加上浮糜炫耀消费风气的影响,推动了晋派家具的完善并成为明家具的重要部分。

  晋作家具自万历(1573年)后,在苏、广、京等家具的相互影响下不断汇流,并共同推动了明家具的提高,晋作的后期家具,日见精巧古趣和运线多变。广作造型的古色古香,铜饰件的精致、大理石镶嵌的悦目,雕漆的通法熟练、螺钿的满布自如等,也对晋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效仿者并不少见。

  与苏、广、京三地相比,山西毕竟交通闭塞,其家具所用材料也就只能就地取材,除松、榆、杏、杨外,最常用的是核桃木。这些木材虽说远不及紫檀、红木那样珍贵,但它是山西土生土长的木种,具有地方特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被制作成家具后,多涂深棕色或桔黄色,外罩桐油。这也可以算作是晋作家具的另一个重要地方特色吧。

  宁式家具是一种民俗风格极为鲜明突出的家具,它主要流行于以宁波为代表的浙东地区。它的品种与类型,主要是沿习广式与苏式。由于宁式家具不象晋派那样追求大器,它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小康之类的殷实之家或者是平常人家,所以经济实惠是它的宗旨,是近代家具商品化的产物。

  外貌亲切感人,结构严谨合理,表面光滑平整,结合衔接无缝,线型光滑圆润,色调明亮稳重而驰名于世。

  常见的许多衣柜、桌椅、搁几、床架、箱柜之类都是对称的图形,看上去很庄重。座椅等还用“收分”的方法,下端四腿比上端略粗,并向外侧,腿部上端渐渐收细,并向里略倾,使家具既有挺拔向上之势,又有安定稳重之感。

  。同时它又和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例上做到均衡妥当。整体与整体、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相互比例,解决得体,既满足形体比例的美,又符合人体功能的要求,如座椅上部与下部的比例,腿杖的粗细比例,靠背宽窄的比例都是协调的,靠背与扶手的曲线又符合人体背部、手臂的曲度,坐上去感触性能好,舒适宜人。

  。线型有所谓凹凸线、阳线、高阳线、双阳线、盘香线、文武线、碗口线等二十多种。家具的构架边框及板面边缘处,用脚线刨起线,增加几条轮廓边缘的线条和加工一点起伏面,打破了表面平直呆板的缺陷,与整体造型的外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宁式家具不但用料讲究,而且结构严谨合理,外形简洁美观,其内部穿插错综的卯榫结构,具有科学性,如夹角榫、综角榫、明榫、闷榫等几十种,制作精密,接合牢固,在不用胶水的情况下也能严谨。部分卯榫结构能避免截板断面木纹,露优藏缺地使家具木材纹理色泽完美,梁柱结合融合一体,线条饱满圆润,短材衔接无缝。

  宁式家具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是,它的工艺特色是镶嵌骨石,不论是大柜、箱柜,还是条桌,甚至是椅子,都有非常精美的骨石镶嵌图案纹式。从镶嵌工艺来看,宁式家具更多地沿袭了苏派风格,因为这两地本来就近在咫尺,工艺上互补是常事,而且这两块同属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传统文化板块结构,在同伍中融合、汇流、结缘亦是常理。

  总而言之,宁式家具不但造型优美,制作精湛、气派非凡,而且油漆讲究,色彩鲜明。以前宁式家具多金漆,粘附性能好,越擦越亮,久而4.3鲁式家具

  鲁式家具即山东家具。鲁式家具的主要做工特点是以压银丝与髹漆工艺为主。据说这种嵌银丝的家具,发源于山东的潍县,在当时以雅鉴斋田晓山所制最佳。

  海派家具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在上海地区流行的民用家具,其制作虽仍遵循明清(特别是清代)以来民间传统家具的制造方法,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直接借鉴西方家具的各种造型和款式,形成中西

  合壁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海式家具之“母”是明清家具,之“父”则是西洋家具,它是中西家具交融的“混血儿”。海式家具造材多取花梨、紫檀等,如用花梨木制作案桌,桌脚的部位嵌上小块楠木,使木质纹理更富变幻,此外桌沿上刻划方头纹、双龙戏珠图案,增加其传统特色,在端庄稳重之中透出儒雅之感;在光滑圆润的精雕技艺中显露出层次分明、饱满丰富的立体感,颇具新颖,并赋有灵秀之气。

  另外,福州以绘画取胜的彩漆家具,江西以嵌竹为手法的家具,徽州以雕镂镶嵌而备极华丽的徽派家具等等,都是中国古董家具的佼佼者,是地方家具中的一朵奇葩,也都是中国传统家具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充分了解它们,研究民间家具珍藏,对弘扬传统文化和加速开发现代家具,很有现实意义。不褪,多用深红色,深而透亮,使家具显得尤为精神、贵重。

  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除了苏、广、京三大流派外,还有不少地方流派,如晋、宁、鲁、扬、闽等,它们与三大流派,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共同编织起中华民族灿烂的家具文化。

  彩桧木案于1978年在襄汾陶寺遗址2001号墓出土,用木板斫销成器。案面和案足外侧涂绘,所用的颜料大多为天然矿物,如红色用朱砂,赭色用赤铁矿。出土时,案板已稍塌陷,变形,案上正中放折腹陶(温酒 器),此器为商周铜禁之祖型。它是中国迄今出土最古的木质家具。

  夏商时期家具乃是中国古代家具的初始时期,其造型纹饰原始古拙,质朴浑厚。这一时期家具有青铜家具(如青铜俎)石质家具(如石俎)和漆木镶嵌家具(如漆木抬盘)。漆木镶嵌蚌壳装饰,开后世漆木螺钿嵌家具之先河。

  由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存在着浓厚的鬼神观念,商代家具装饰纹样往往有一种庄重、威严、凶猛之感。

  饕餮纹俎于1979年在辽宁义县花儿楼窖藏出土。铜质,面板为长方形,下为相对的倒凹字形板足,板足空当两端有二半环形鼻连铰状环。板足饰精致的细雷纹。饕餮纹,铃上亦饰有花纹,铜铃制作精巧,其形式为中国青铜著录之罕见。此器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漆木器具:自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漆木技术,发展到夏商时期,在漆木上已经镶嵌蚌壳装饰,开后世漆木螺钿嵌家具之先河。

  青铜器中装饰壶门(四足板状造型,前后二足之间出现了两个对称的特点)在中国家具史上延续了几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家具,以楚式漆木家具为典型代表,形成中国漆木家具体系的主要源头。楚式家具品类繁多:各式的楚国俎、精美绝伦的楚式漆案漆几、具有特色的楚式小座屏、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床……楚式家具有绚丽无比的色彩,浪漫神奇的图案,以龙凤云鸟纹主题,充满着浓厚的巫术观念。楚式家具作为一种工艺美术的早期形式,其简练的造型对后世家具影响深远。

  其造型厚重古拙,标志着工艺美术从厚重的青 铜艺术向轻巧的漆器艺术发展。

  汉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整个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

  镜台:汉代壁画出现了最早的镜台形象。为圆形底座上贯长方板,顶上安装圆盘。

  中国古代家具形制变化,主要围绕席地而坐和垂足坐两种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出现了低型和高型两大家具系列。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这个时期胡床等高型家具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并与中原家具融合,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渐高家具:椅、凳等家具开始渐露头角,卧类家具亦渐渐变高,但从总体上来说,低矮家具仍占主导地位。

  胡床(座具):促使了高型和中原原有的低矮家具进行融合。如睡眠的床在逐渐增高,上有床顶和蚊帐,可垂足坐于床沿。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家具制作在继承和吸引过去的和外来文化艺术营养基础上,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唐代家具在工艺制作上和装饰意匠上追求清新自由的格调。从而使得唐代家具制作的艺术风格,摆脱了商周、汉、六朝以来的古拙特色,取而代之是华丽润妍、丰满端庄的风格。

  逍遥椅:从三国的胡床上设靠背,演变而来,逐渐出现在世俗的社会里,不再是僧侣所独有。

  腰鼓形座墩:在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菩萨坐具,到了唐代更为精美和流行,而且形式明显增多。

  五代时期家具工艺风格在继承唐代家具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这时期家具是高低家具共存,向高型家具普及的一个特定过渡时期。家具功能区别日趋明显;一改大唐家具圆润富丽的风格而趋于简朴。

  宋代,高型家具已经普及到一般普通家庭,如高足床、高几、巾架等高型家具;同时,产生许多新品种:太师椅、抽屉厨等。宋代家具简洁工整、隽秀文雅,不论各种家具都以朴质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最多在局部画龙点睛:如装饰线脚,对家具脚部稍加点缀。(见顶图)但也缺乏雄伟的气概。

  桌椅:纯仿建筑木构架做法,采用洗练单纯的框架结构,为明清框架家具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并出现了以官阶命名的大师椅。

  屏风:由于几乎家家户户堂必设屏风,因此着重屏风的位置的摆放。审美意义往往大于实用价值。

  元代是中国蒙古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由于蒙古族崇尚武力,追求豪华的享受,反映在家具造型上,是形体厚重粗大,雕饰繁缛华丽,具有雄伟、豪放、华美的艺术风格。而且风格迥异:床榻尺寸较大、坐具为马蹄足等。

  釉里赭花卉宝座(图1)高24.1cm、长29.3cm、宽15.3cm,属景德镇窑,座面呈长方形;后背为三扇屏风,左右各一扇,共计五扇屏风;四足为云头转珠纹。宝座整体满饰花卉蔓草纹。釉里赭花卉纹宝座给人感觉是造型饱满,形体重厚,色彩深艳。代表着元代家具的典型风格。

  罗锅枨:改桌子的直枨为罗锅枨是元朝人对中国家具舒适性和适用性的一种创造性贡献。

  中国古代家具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至到明朝为大盛,其中硬木家具最为世人所推崇和欣赏。明式家具用材讲究、古朴雅致。选用坚致细腻、强度高、色泽纹理美的硬质木材,以蜡饰表现天然纹理和色泽,浸润了明代文人追求古朴雅致的审美趣味。

  明式家具作为民族的精粹在中国古代家具史占有崇高的地位。从此,中国传统民族家具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硬木家具为代表的新纪元。

  明式床榻:其种类更多,有榻、有酷似一座小房屋的架子床、有庄严肃穆的罗汉床、有房中套房的拔步床等等。

  明式座椅:开始采用硬木制造 ,品质精美,驰名中外,品种繁多:有像古代官帽式样的官帽椅;有圈背连着扶手的开光座墩等等。

  明式屏风:较之宋代屏风无论在制作上,还是在品种样式上都有了大的发展,制作更为精巧。样式有六屏、八屏、十二屏不等。特别出现了有名的披水牙子。

  清代家具工艺制作精湛,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高峰。清式家具在继承传统家具制作技术的过程中,还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又由于经济的繁荣,还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家具风格,如广式、苏式、京式等,各具特色。清式家具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造型上以浑厚稳重、装饰上以富丽繁缛、工艺上以技术精湛而著称。

  而且,清式家具距离我们现在时间较近,流传下来许多家具实物,对我们现代社会影响较大。

  凳墩:总体造型大致延续明式风格形式,但有地区的区别:广式部外装饰和变化比较大;京式则繁缛雕琢并出现铜饰件等方法。

  第一、讲究环境的烘托,中式古家具在木质纹路、雕刻花纹和颜色方面是有着独特魅力,要想显示出这个效果,就一定要注意灯光、地面和墙壁对古家具的烘托作用。柔和的灯光可凸显出木材的天然质感,浅色的墙壁可烘托出古典家具的典雅韵味,环境对于居室的布置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搭配要比例得当,中式古家具的造型和色泽都十分抢眼,所以,对于不想改变原有现代气息的家庭来说,西式家具和中式家具可以按照7:3的比例来搭配,这个比例搭配出来,美感自然就有了。

  第三、布置讲究古物新用,以前用来作钱柜和药柜的大型橱柜可以当成书架、CD架和电视柜来使用,古典家具和现代家电结合起来,会展现出另类的美感,置身于居室中,感受不一样的环境。

  古代家具与其他门类的文物一样,也有作假现象。当今,在市场价格不断提高的刺激下作伪的手法也越来越高明,赝品屡屡应市。部分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甚至不惜破坏珍贵的古代家具原物,以牟取高额利润。古代家具的作伪,已成为每个家具收藏,爱好及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将一些常见作伪手法介绍如下,供鉴定时作参考。

  采用“调色计”,软屉改成硬屉。软屉,是椅、凳、床、榻等类传世硬木家具的一种由木、藤、棕、丝线等组合而成的弹性结构体,多施于椅子、凳子、床榻的面心。明式家具较为多见。与硬屉相比,软屉具有舒适柔软的优点,但较易损坏。传世久远的珍贵家具,有软屉者十之八九已损毁。由于制作软屉的匠师(细藤工),近几十年来日臻减少,所以,古代珍贵家具上的软屉很多被改成硬屉。硬屉(攒边装板有硬性构件),原是广式家具和徽式家具的传统作法,有较好的工艺基础。若利用明式家具的软屉框架,选用与原器材相同的木料,以精工改制成硬屉,很容易令人上当受骗,误以为修复之器为结构完整,保存良好的原物。

  为适应现代生活的起居方式,把高型家具改为低型家具,家具是实用器物,其造型与人们的起居方式密切相关。进入现代社会后,沙发型椅凳、床榻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为了迎合坐具、卧具高度下降的需要,许多传世的椅子和桌案被改矮,以便在椅子上放软垫,沙发前作沙发桌等。不少人往往在购入经改制的低型古代家具时,还误以为是古人流传给今人的“天成之器”呢。

  利用硬木家具的材种的不易分辨的特点,以较差木材制作的家具,混充较好木材制作的家具。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制作材料,如紫檀、黄花梨、铁力、乌木、鸡翅木、红木等,虽在比重,色泽、纹理等方面,有其特有的物理性质,但由于生长地的不同,生长年代的差异,木材所处位置的转移,(如边材、心材),以及开料切割时下锯的角度变化 ,就会出现与书本上的标准木样图相悖的现象,在自然色泽和纹理上极易混淆,以致让钻营者有可乘之机。例如铁力木,原有的自然色泽和纹理即略似鸡翅木,如遇上述种种特殊条件,就更易冒充了。此外,即使自然色泽与高档材不一致,投机商也会姿意改变本色,冒充高档家具。由于时尚的不同,大约在清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因受宫廷权贵、封建文人雅士的青睐,硬木家具贵黑不贵黄,所以做假的木材大多刷成黑色,以冒充紫檀。30年代开始,人们对家具的审美观有所变化,开始崇尚自然色泽和纹理。于是,具有漂亮木纹的黄花梨木色,身价骤增,且被大量冒充。当然,对家具的改色,家具商也是很灵活的,同一时代里作假的木色,绝不止一种。

  许多古代家具往往因保存不善,构件残缺严重,极难按原样修复,于是就有人大搞移花接木,移植非同类品种的残余结构,凑成一件难以归属,不伦不类的古代家具。

  之所以要利用常见古代家具品种改制成罕见品种,是因为“罕见”是古代家具价值的重要体现。因此,不少家具商把传世较多且不太值钱的半桌、大方桌、小方桌等,纷纷改制成较为罕见的抽屉桌、条桌、围棋桌。实际上,投机者对古代家具的改制,因器而异,手法多样,如果不进行细致研究,一般很难查明。

  利用完整的古代家具,拆改成多件,以牟取高额利润。具体做法是,将一件古代家具拆散后,依构件原样仿制成一件或多件,然后把新旧部件混合,组装成各含部分旧构件的两件或更多件原式家具。最常见的的实例是把一把椅子改成一对椅子,甚至拼凑出4件,诡称都是旧物修复。这种作伪手法最为恶劣,不仅有极大的欺骗性,也严重地破坏了珍贵的古代文物,我们在鉴定中如发现有半数以上构件是后配,应考虑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为了提高家具的身价,投机者有时任意更改原有结构和装饰,把一些珍贵传世家具上的装饰故意除去,以冒充年代较早的家具。这种作伪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破坏。

  在普通木材制成的家具表面“贴皮子”(即包镶家具),伪装成硬木家具,高价出售。包镶家具的拼缝处,往往以上色和填嵌来修饰,也有的把拼缝处理在棱角外,不仔细观察,极难发现。做工精细者,外观几可乱真。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家具出于功能需要(如琴桌、为了获得良好的共鸣效果,需采用非硬木做框架),或是其他原因,不得不采用包镶法以求统一,不属于作伪之列。

  古人起居方式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坐两种方式,家具形体变化主要围绕着低矮家具和高型家具两大系列。

  其中,秦汉时期家具是典型的低矮型家具。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

  到了三国时期,从少数民族传入了高型坐具:胡床。经过演变,中原地区出现了渐高家具圆凳,方凳等等。卧具床、榻等也渐渐变高。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低矮家具。

  再到隋唐,多数人垂足而坐,高型家具迅速发展到完全定型,形成了新式高型家具的完整组合。典型的高型家具椅子、凳、桌子等,已经出现并且在上层社会中流行。直到宋代,才完全普及。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明清时代,基本定型为高型家具,而且能够依据人体的不同身形而制定家具的造型。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完全成熟。

  清式靠背椅在明式靠背椅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制作精细,最有特色的是一统碑式靠背椅。

  回纹是清式家具中最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是一种方折角的回旋线条,以至人们把带有回纹的家具作为清式家具的代名词。

  清式扶手椅比明式扶手椅有更大的发展,其中一种外形硕大的扶手椅,俗称宝座。整个宝座金碧辉煌、气派非凡,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

  第一,要先看家具的底面、背面,与家具表面的颜色和旧的程度是否统一,用料是否一致。

  旧家具底部一般有自然老化的痕迹,而新家具底部光滑或被上漆和染色。有一些新仿的家具,作伪者将家具上泼上淘米泔水或茶叶水,然后搁在室外任它日晒雨淋,木纹自然开裂,油漆龟裂剥落,原木色泽发暗,显出一种貌似历经风雨的旧气,但家具的底部却非常新,与整体成色不协调。另外,市场上还出现过老房子里的建筑材料拼做而成赝品古代家具,这种家具从外形色泽上看,有一种历经岁月磨蚀的感觉,但马脚在于旧化没有层次感,没有过渡。

  另外,旧家具腿部因为经历潮湿而变得陈旧,但非常自然。而新家具无论怎么做旧,还是很不自然。如许多作伪者将桌椅类家具的四条腿埋在烂泥地里,时间一长,这一截腿就会由浅入深地褪色,呈现一种水渍痕,很能骗过外行。但是真品的水渍痕一般不超过一寸,作伪的往往会过分。

  许多做伪家具多搁几天,就会出现收缩,露出新茬的地方令做伪者防不胜防。这一条在北方尤为灵验。

  明清家具的榫眼是手工凿的,都是方的,如果看到榫眼两头圆的,说明是机器加工的肯定是新仿。造型结构来断代

  ,明式家具主要包括椅凳、床榻、桌案、橱柜、几架以及屏风、箱匣等。清代家具有所改变,比如,躺椅是清代晚期才出现的;圆桌在明式家具中很少见到,现在见到的圆桌都是清代的;茶几从清代开始盛行,是从香几中分化出来的,其区别在于茶几较为矮小,往往放在一对扶手椅之间;套几是别具特色的清代家具;多宝阁是从清代开始形成的;屏风明清两代都很盛行,但挂屏是明末才出现的。

  。比如搭脑两端出头、扶手两端不出头的扶手椅,或搭脑两端不出头、扶手两端出头的扶手椅,多为明式家具扶手椅的早期式样,其制作年代一般不会晚于清代中期。再如柜子,明式柜子以圆角柜居多,侧脚收分明显,以各种流畅的线条装饰为主,不重雕刻。入清以后,这类圆角柜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方角柜,方正平直,侧脚收分渐小。至清代中期以后基本无侧脚,并且装饰雕刻亦由简洁变繁琐。

  ,明式家具最大工艺特点是榫卯结构,黏胶只是辅助,构件凭借榫卯组合一丝不苟。其精确程度连现代科技都很难达到,仅此一点,现代仿品就无法蒙混过关。清代后期就没有透榫了,改为暗榫用胶合,工艺上相对简单。

  业内人士都知道制作红木家具最忌讳选用白皮,在我国明代至清早期时,宫廷造办处还不存在白皮的考虑,因为当时家具材料比较丰富,所以在木材加工中就会直接去除白皮,只用心材制作家具。

  到清晚期时,宫廷家具用的优质材料便较为稀缺了,才出现了需要对白皮进行处理的情况。当时宫廷造办处的处理方式与现代一些企业的处理办法比较相似。原材只会留有少量白皮,一般绝不会剩余太多。而这少量的白皮,会安装在家具阴面看不到的地方。

  古代与现代家具企业处理不同的是,到这里并没有完。在家具部件组合完成,还会有最后一道工序——将所有白皮会全部挖掉。对于宫廷家具来说,是宁可缺一块,也不能留一点白皮,所以故宫博物院有些晚清家具中,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部位有时会缺出一块,少出一片。

  清朝时,大料遇到白皮,采取挖补,也就是把白皮挖掉,再补上一块料,如果是小块白皮,则采取腻子增补,然后用黑漆调色。不过,那时的家具没有大面积的白皮。故宫有的紫檀家具腿也有通过粘、刻,及花饰来掩盖拼补,即便光绪帝新婚洞房内的紫檀床,也是在八国联军进京之后,用旧料拼补而成,上面还有一些堵眼。较之,如今家具用料有时为了追求材质的精良,不计成本,其实是非常浪费的。

  明紫檀雕荷花纹宝座;明代;通高:109cm,宽:98cm,纵:78cm。

  宝座通体紫檀木。座面方中带圆,素面。座面以下束腰,鼓腿膨牙,带托泥。靠背、扶手做成七屏式,活榫安 装。宝座整体满饰荷花、荷叶纹,靠背枕头处之宽厚横木雕成一柄荷叶形,雕工光滑圆润。

  此宝座属单独陈设类的家具,在宫中往往和屏风、宫扇共用,设在屋宇明间的正中,位置固定而不轻易挪动。

  宝座取材厚重,木质精美,造型圆浑,舒适耐用。宝座上的荷花、叶、梗、藕皆以自然形态布满整体,颇类元明时期雕漆花卉器物上的雕刻手法,在传世的明代家具中仅此一件。

  中国古代家具的讲究 古代家具是一本百科书,映射着古人的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生活习性,是文物,是文化,也是具有无限升值潜力的资源。小编今儿就以椅子、床榻、杂项为三大类,跟大家分享下关于古代家具的相关知识。 椅子 椅子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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